為進一步規范淡水生物水質基準的推導，生態環境部組織修訂了《淡水水生生物水質基準制定技術指南》（HJ 831—2017），并于2022年3月10日印發《淡水生物水質基準推導技術指南》（HJ 831—2022）。這是HJ 831—2017發布以來的首次修訂。有關專家就相關問題進行了解答。

　　問：作為HJ 831—2022的主要起草人，請您談談，為什么要進行此次修訂，以及修訂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 閆振廣研究員：HJ 831—2017是我國頒布的首批水質基準推導技術指南之一，對我國水生態環境基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實踐應用，我們對HJ 831—2017中一些原則性規定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能夠將其細化為更加明確的技術要求，使指南更具科學性和可行性。此次修訂由生態環境部法規與標準司組織領導，修訂的主要內容如下：

　　在整體框架上，刪除了部分與基準推導關系不緊密的章節，增加了“方案制定”“質量保證與質量評價”“不確定性分析”和“報告編制”章節，對附錄也進行了優化。調整情況大家可以看細化的基準推導流程圖。

　　在數據處理上，充分反映了國際毒理科學最新進展，如：引入同效應毒性值的概念，明確了毒性數據篩選的優先序，將最大容許毒物濃度（MATC）作為最優先的慢性毒性數據，對10%效應濃度（EC10）和20%效應濃度（EC20）等指標也統一了優先性排序；優化了“最少毒性數據需求”的要求。

　　在模型應用上，根據統計學原理，刪除了對毒性數據進行正態分布檢驗的要求，以及不適用的極值擬合模型和急慢性毒性比基準推導方法，開發了基準計算軟件。

　　問：作為參與HJ 831—2022論證的主要專家，請您談談本標準中對于基準推導時采用的受試物種是怎么考慮的？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 劉英杰研究員：HJ 831—2022強調以分布在我國境內、能反映我國淡水生物區系特征的水生生物為受試物種的優選對象，提出了在水質基準研制時推薦采用的敏感受試物種。另外，由于本土物種準確界定的復雜性，弱化了本土物種的說法，同時規定不能采用外來入侵物種作為受試物種。

　　問：HJ 831—2022對于毒性試驗暴露時間的規定更加多樣化，請問在編制時是怎么考慮的呢？

　　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 王瑩研究員：水生態環境基準是基于急、慢性毒性數據推導的，一般來說，急性試驗暴露時間相對較短，慢性試驗暴露時間相對較長，但對于不同的受試生物來說，由于生命周期和繁殖特性等的不同，暴露時間并不統一。HJ 831—2022依據國家和國際標準毒性測試方法以及毒性試驗的普適性原理，對不同門類的生物規定了不同的毒性試驗暴露時間，這樣使得對于毒性數據的選擇更加精準，提升了基準推導的科學性。

　　問：基準推導過程中涉及到一些統計學問題，作為參與HJ 831—2022論證的主要專家，請問在本標準中對于統計學問題有哪些考慮呢？

　　北京師范大學 童行偉教授：基準推導過程中需要進行模型擬合，在部分文獻中，習慣于在擬合前先對毒性數據進行正態分布檢驗，這是不恰當的，因為對于符合其他分布規律的毒性數據也是可以進行擬合計算的。因此，在HJ 831—2022中沒有再要求對于毒性數據進行正態分布檢驗。另外，針對毒性數據可能分布較為離散的特點，HJ 831—2022規定需要對原始的毒性數據取常用對數后再進行擬合。

　　問：本次修訂推出了國家生態環境基準計算軟件，作為主要研發專家，請您介紹一下，研發這款軟件有什么特別的意義？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 馮承蓮研究員：HJ 831—2022規定的基準推導方法是“物種敏感度分布法（SSD法）”。SSD法是生態環境基準推導的國際主流方法，一些國家也研發了自己的SSD計算軟件。我國學者之前在推導水質基準時，多采用一些數理統計的通用軟件，這可能導致由于軟件和模型選擇上的不同造成基準推導結果的差異。因此，配合本次指南的修訂，同步研發了SSD方法的基準計算標準化軟件，為國家生態環境基準工作的標準化提供技術保障。

　　問：HJ 831—2022的頒布對開展流域水生態環境質量監測評價有何積極意義？

　　中國環境監測總站 金小偉正高級工程師：我國地表水監測正在由水質監測逐步向水生態監測轉變，HJ 831—2022在受試物種的篩選時明確要求應能反映我國淡水生物區系特征，以分布于我國境內的淡水生物為優選對象。HJ 831—2022的頒布對于建立我國以保護水生生物為核心的水環境質量標準體系，有效控制水環境中有毒有害污染物, 保護水生生物多樣性，以及水生態系統完整性都具有重要意義。

　　問：新標準對淡水生物水質基準推導的科學性、規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請問您認為目前我國相關的工作基礎距離新標準的要求在哪些方面還有差距？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 許宜平副研究員：關于淡水生物水質基準研制，目前在生態毒理試驗技術標準和毒性數據積累方面與新標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一是受試生物的代表性和生態關聯性等，需要充分的生態毒理試驗技術標準作為判斷依據，目前，我國在無脊椎動物和部分底棲動物毒性試驗標準化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二是目前我國基準研制時毒性數據的獲取仍然主要依靠國外數據庫和文獻，這些毒性數據對我國生物區系特征體現不足，需要加大力度開展我國水生生物毒性測試，夯實我國毒性數據基礎。

　　問：目前，我國已經發布了保護淡水生物的鎘、氨氮、苯酚水質基準。作為國家生態環境基準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請您談一談，本次修訂工作后，水質基準領域還將推進哪些工作？“十四五”時期，如何更好地發揮基準委員會的作用？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 吳豐昌院士：HJ 831—2022制訂過程中，我們同步組織了十余項淡水生物水質基準的研制工作，也在推動海洋生物水質基準的研制。HJ 831—2022發布后，我們計劃組織全國性的技術培訓，讓更多的科研院所、科研人員了解生態環境基準，加入到基準研制的工作隊伍中。

　　國家生態環境基準專家委員會是連接環境科研與管理應用之間的橋梁，是我國生態環境基準研究、評價、成果應用轉化和國內外學術交流的智庫。目前，我們正在積極謀劃“十四五”階段水、土壤、大氣等領域的基準工作目標和重點任務，為國家生態環境基準工作可持續發展提供依據。

　　“十四五”時期，國家生態環境基準專家委員會將團結全社會優秀科研力量，發布一批水生態環境基準，在探索實踐中進一步深化有關大氣、土壤生態環境基準的理論和方法學，豐富技術儲備，推動我國生態環境基準工作向“國際一流”水平邁進，發揮基準在國家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中的基礎性、支撐性和引領性作用。